内容摘要：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之初，管党治党中存在严峻问题，诸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够，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应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不清；遵义会议后“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对革命前途认识不清；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阶级出身的新党员的加入，党内出现思想、组织、作风上的极度不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正在形成中，对这一重大历史转变还需要有一个认识、接受的过程。延安精神正是在这一管党治党的过程中培育形成，“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解决党内对革命前途认识不清的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应运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是解决革命队伍中尤其是党内存在的封建的、小产阶级的思想和表现的问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就是解决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畏惧困难、精神懈怠、动力不足的问题。当前，党在管党治党中存在的问题尽管与延安时期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和变化，但从实质上来看仍有很大的相同性，依然是理想信念、思想路线、根本宗旨、精神动力的问题。延安精神启示我们，党内政治生态要“山清水秀”，要建成如延安整风后“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的政治局面；要牢牢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让领导干部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成为一切工作的模范；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根植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切实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关键词：延安精神；管党治党；恒久力量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月陕西考察工作时指出：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延安精神是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光照千秋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可以说，正是因为1939年10月毛泽东在《< 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管党治党的高标准、严要求，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走向成熟，走向中国，走向世界，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集中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延安精神，使得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管党治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成果

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之初，在管党治党过程中存在诸多严峻问题，严重影响到党的自身的发展与党的伟大事业的推进，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培育了抗大精神、白求恩精神、整风精神、张思德精神、愚公移山精神、三五九旅南泥湾大生产精神等等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可以说，延安精神是在延安时期管党治党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1.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之初在管党治党方面存在的严峻问题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够，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应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不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虽有短期的理论宣传与介绍，可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到来，让我国无产阶级建党的任务成为历史的必然。短暂的过程，使得理论上的准备显然不足，党在幼年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毛泽东看来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又立即投入了武装起义，在农村、在偏远的山区里开辟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没有可能从容地进行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够，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应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不清楚。因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的问题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以及经验固化的主观主义，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安时期，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时期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教育成为首要的第一个问题，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其次，遵义会议后“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对革命前途认识不清。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在军事和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虽然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并没有从思想政治上去肃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理论及其理论创始人王明，所以“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左”的、右的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严重影响党的团结、发展壮大以及伟大事业的推进。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1937年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1938年的三月政治局会议，都表现为王明错误思想对抗战以来一系列正确主张的攻击。后虽经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党内的领导地位和抗战以来一系列的正确主张的指导地位，但是王明错误思想在党内的影响依然非常强大。1940年3月，王明把在1931年写的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再版，并序言中写道：“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其结果是造成党内认识的严重混乱。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违背我国革命前途道路的错误选择，“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需要在延安革命实践中去修正。

第三，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阶级出身的新党员的加入，党内出现思想、组织、作风上的极度不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后，党员只有3万余人，壮大革命力量势在必行。在“广泛吸收红军指战员入党”的政策下，1937年党员发展到4万人。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强调“十倍百倍地发展党员”，9月党员人数迅速发展到了7万人，同年年底党员人数发展到了50万人。鉴于党的迅速扩大与发展党出现的诸多问题，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时地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但是在党员大发展的情况下，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党内不纯的问题。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1940年党员发展到了80多万。在党组织的迅猛发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拉夫入党、突击入党、集体入党等诸多不符合党的组织发展程序的现象与问题，存在诸如入党动机不纯、入党方式不纯、党员行为不纯、支部建设薄弱的现象与问题，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不利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和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

第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正在形成中，对这一重大历史转变还需要有一个认识、接受的过程。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成立了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机构，毛泽东由政治局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常委，会后确定了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两个月后，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决定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成员的新三人团，统一指挥军事行动。这样就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央红军一改被动局面，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最终于1935年10月19日落脚陕北吴起镇，完成了历程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1935年11月3日，在甘泉下寺湾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首次在组织上确定了毛泽东的最高军事领导地位。1937年8月，洛川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但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军队中的核心地位并没有得到最后确立。1937年3月，刘少奇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就谈及：“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划[画]虎不成。”这句话说明了党内的实际状况，而王明回国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冲击，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正是有鉴于在党的建设、管党治党中存在如此众多而严峻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后来，毛泽东也深刻指出：“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

2.延安精神是在管党治党中形成的成果

首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解决党内对革命前途认识不清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在革命前途问题上曾经有过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二次革命论”，即把中国革命过程中两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割裂开来，只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没有看到两者的联系，要在两个阶段之间硬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一是“一次革命论”，即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并作一步走，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的观点，都违背了中国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针对这一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了正确的回答。1936年6月1日，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第一期开学典礼上讲话中就提出，创办红军大学的方针之一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1937年1月13日，随着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中共中央进入了延安城，随后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题为《抗大三周年纪念》的文章中最终将这一表述确定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什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938年4月1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中作出了明确解答：“共产党有一个方向，政治的方向。这一个方向，全国人民都以为是好的，那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这个政治方向是代表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见的。”“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大家想想，民主政治建立以后，我们毕业了，还升不升学呢，有的，就是社会主义大学，它可以给人民最大的幸福。”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了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中指出：“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走历史必由之路”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回答，是完全不同于“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科学选择，是对各种“左”的、右的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摒弃。

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应运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是行动的指南，而不应作为教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并发展了这一原则。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关门主义不会把马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并以此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4月，中央发出的告全党同志书特别强调：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马克思列宁史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中国共产党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决定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运”。7、8月，毛泽东先后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在当时高级干部云集的抗大发表了“两论”的讲演，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清理了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断作了系统的哲学论证。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报告，其中在“学习”一小节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并对这一概念作了深刻、具体而精辟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39年10月，毛泽东在《< 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概念。正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掀起了理论创新的高潮，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并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树立起了实事求是的权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并在七大上写进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是解决革命队伍中尤其是党内存在的封建的、小产阶级的思想和表现的问题。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大批农民和小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但在组织入党的同时并不代表其小资产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的完全转变，在他们身上“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军阀主义、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表现。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中，就孔子的道德论发表看法时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同年12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中指出，白求恩精神就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精神，“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深刻指出，文艺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这是毛泽东群众观的进一步发展。同年年底，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进一步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944年9月8日，在纪念张思德追悼会，毛泽东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提出了“完全彻底的宗旨观”，即“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对为人民服务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即指出党及党领导下的军队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种服务不是三心二意，也不是半心半意。随后，在七大党章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党员”一章中也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员必须履行的四项义务之一。这样，就把党的宗旨统一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来，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自我为中心、宗派的、本位主义的观念被否定抛弃。

第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就是解决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畏惧困难、精神懈怠、动力不足的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延安所在的陕北地区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区域之一。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加之军阀、地主、土匪的横征暴敛，使这一地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生产水平、生活水平十分低下，人民群众长期过着“端上饭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身穿羊皮垒补丁”的艰苦日子。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成立后在较为充足的外援支持下，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边区能得以实施休养民力政策，人民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但是到1940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停发军饷和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河防和对延安进行轰炸,边区自然灾害频发,边区留守部队、青年知识分子等非生产人员的增加，尤其是边区领导干部中间存在不切实际的狭隘的“仁政”政策和依赖心理，以及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畏惧困难、精神懈怠、动力不足的问题，陕甘宁边区遭遇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面对经济危机，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对的不仅仅是“要么饿死，要么解散，要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选择问题，还有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的空前紧张，最终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是中共在充分认识“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到的物质福利”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了“向人民要东西”和“给人民以东西”的关系，处理了经济建设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处理了人民军队的任务等多方面的关系基础上的发展。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经说过，大生产运动取得实效让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认识到毛主席的心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正是因为如此，1943年春节，佳县农民李有源在陕北民歌《骑白马》的基础上创作了歌颂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东方红》，称赞毛泽东为“人民的大救星”，“我们的带路人”。1944年2月7日，延安人民秧歌队及民众团体向毛泽东献旗，歌颂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人民解放的导师”，真切表达了“人民对毛泽东的最大爱戴”。1946年2月17日，延安川口六乡人民更是将“人民救星”做成金字大匾献给了毛泽东。这是老百姓自发歌颂党、歌颂党的领袖，这种歌颂来之不易。

二、延安精神在当前管党治党中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空前的伟大胜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封建主义余毒影响下，当前党内出现了一些严重侵蚀党的肌体、损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妨害党的执政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是由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对的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使得党内部分干部对社会主义前途迷茫，理想信念不强；二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教育效果不好，使得党内部分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观念淡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三是由于六十多年的长期稳定的执政，使得党内部分领导干部精神懈怠、不思进取；四是有的党组织对发展党员数量过大，把关不严，质量不高，甚至影响到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综观上述问题，尽管与延安时期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和变化，但从实质上来看仍有很大的相同性，依然是理想信念、思想路线、根本宗旨、精神动力的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延安精神在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上有着一种穿越时空的恒久力量。一是延安精神是科学的。延安精神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走历史必由之路”，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也符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际国情。这是一种科学、真理的力量。二是延安精神是为民的，是以人民利益为至高无上的。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中最鲜明、最生动，最为大众津津乐道的，是其生命力永葆青春的根本内因，这不但遵循了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的箴言，而且完整地体现和践行了党的根本宗旨。这是一种人民的力量。三是延安精神是充分自信的，是开放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固然有着迫不得已的艰苦的自然和社会生活环境，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更体现了在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种独立的党性原则，一种不懈奋斗的品质。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正是因为党内管党治党中存在问题的同质性和延安精神这种穿越时空的恒久力量，决定了延安精神在当前管党治党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第一，党内政治生态要“山清水秀”，要建成邓小平所说的延安整风后“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的政治局面。就现代的政治意义而言，政治生态是一个时期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反映，是党内各种政治关系的性质和状态的表现，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其核心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1980年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指出：“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党员和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全党同志遵循这些准则，空前团结，步调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可见，延安时期良好的政治生态是通过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来实现的。延安精神启示我们，要建设一个好的政治生态，一是要把政治生态建设看作一项系统工程去施工，要让领导干部有着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自信，有着坚定的文化和历史自信，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不可逾越的“历史必由之路”。二是要在“坚持真理，修真错误”的理论实践品质下，发扬两种作风，一方面要“仰望星空”，即理想不动摇，信念不滑坡，不缺“钙”，不患“软骨病”；另一方面要“眼睛向下”，心里面有群众，脚踏实地，关键在于落实，在于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实干兴邦”。三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有担当的勇气和精神，延安时期这种勇气是“保卫祖国”、“解放人民”，今天是实现两个百年战略任务，实现中国梦，总之“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四是遵循“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把民主集中制这种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良性运行起来，使其成为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成为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的平台，成为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成为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只有如此，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会建设成功。

第二，要牢牢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让领导干部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成为一切工作的模范。延安精神启示我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不管是整风运动，还是黄克功事件，抑或肖玉碧案，都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抓“少数关键”的举措，以及对共产党人“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的理念。当前，随着历史方位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有了更严峻的考验，对其先进性、纯洁性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毫无疑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仍是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而这一工作的核心是要抓住“关键少数”这个“牛鼻子”。一是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要用群众观点和群众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武装领导干部，让“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成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还要让领导干部认识到群众观点和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是一个整体中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群众观点固然起着决定性基础性的作用，有什么样的群众观点决定有什么样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但是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则是保证群众观点得以落实的有效途径。二者只有结合起来，党的群众路线才能真正成为根本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方法。二是要进行历史唯物史观的教育，打破长期执政给一些领导干部带来的英雄创造世界的唯心史观，以及一把手就是天，一把手就是决定着别人的生死存亡、荣辱升降，让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赋予，自身的定位只能是人民的公仆，要心中有民，雪中送炭，而“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正如一句老话所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会回家卖红薯”。三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践行“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从而防止和避免权力私有化、功利化、交易化。四是要有正确的用人导向和制度，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不让正派老实的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的人得利，切实做到延安时期毛泽东要求的“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这样领导干部中少了一些形式主义、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多了一些埋头苦干，扎实拼搏，不懈拼搏。

第三，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根植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切实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民务实清廉这一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形成并成熟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根本保证。当前，要把为民务实清廉这个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深深根植于全党的思想和行动中，延安精神要求我们做到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为民务实清廉这一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要有准确的把握。为民，这是共产党人的一面旗帜，是一种庄重的承诺，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最大政治优势。务实，就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指导下去实干、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清廉，是在为民、务实的前提下，一种遵纪守法、生活正派、充满理想信念的共产党人的本色。为民、务实、清廉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互为前提和助推，缺一不可。二是要深刻认识到为民务实清廉这一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是我们党得以执政、长期执政的根本保证。历史证明，正是因为有了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成了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成了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领导者。当前，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已经六十多年，而且还要长期执政下去。要长期得到人民大众的认同、拥护和追随，就必须有一种纯洁的先进的价值追求，必须能够引领时代向前发展、我们党向前发展的价值追求，那么为民务实清廉无疑就是独一无二的选择。三是要深刻认识到为民务实清廉这一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是我们党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等四大危险的根本方法。没有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就没有力量之源、没有了顾全大局勇于担当的勇气、没有了智力支持、没有了创新的活力，那么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四是要深刻认识到为民务实清廉这一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是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基石。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可见，为民务实清廉这一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是我们具体建设过程中可选择的、有效的一个路径。

一言以蔽之，在党的建设中在管党治党中，延安精神不是过时了，而是我们背离、背弃了这一建党思想、指针。随着世情、国情不断变化，党的历史方位不断变化，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更加复杂，也提出了很多新课题，因此延安精神是从严、从高管党治党的一个成果、一个起点，但绝不是一个完成时，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全面从严治党的力量，始终有着一个坚守与创新的问题，始终在路上。